负笈复旦之时，在贾植芳先生府上，得以结识邓云乡先生。邓先生与贾先生同籍山西，时住沪上延吉新村。当时贾先生即嘱我能多去向邓先生问学，说邓先生对40年代的旧京人事风物莫不精熟，且对老北京的人文掌故、风土人情，不仅多知识，而且多体会，其文章也并非“玩物”一类，是很值得青年一代读书人了解和学习的。
事实上，在结识邓先生之前，我已经读过邓先生的《燕京乡土记》、《北京四合院》等书。80年代中期全国播放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其民俗顾问，就是邓先生。因此对于邓先生，也就不算陌生了。我知道邓先生是40年代北平“沦陷”时期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师从于周作人、沈启无、洪煨莲等，为人、作文，都有渊源。从邓先生的书中，也能够体会到一丝半缕的“苦茶”滋味；但又有一种因为年龄、阅历和时代气息的缘故而生发出来的清新与明朗。当时的我，对于读书，贪多求全，不重体会，对那些思想上和精神上自设樊笼、认祖归宗之举多持保留意见，崇尚立新。因此，对于邓先生一脉的文章，包括浸蕴其中的人文风韵和精神追求，当时虽然不反感，但在情感偏向上，总觉得邓先生的文章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但实际上，邓先生的言行，与他的文章一样，有板有眼，却又决不呆板，氤氲其中的，还有江南的山水气，而不仅只是北方四合院里面因袭相沿的“古朴”风气。记得我第一次去看邓先生，因为我将去邓先生家的公交车乘反了方向，在所说的第几站下车后盘桓多时，却未能找到邓先生的公寓。无奈之下，只好给先生打了个电话。邓先生听明了原委，在电话中乐得哈哈大笑。我不知道邓先生平素是否用这种笑声表达自己的快乐开心，至少从邓先生的文章中，读出来的邓先生是一个内秀的人。
那次拜访先生，谈的都是北京和老北大。邓先生虽祖籍山西，但在北京长大，且在这里求学。对于北京，先生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们谈到了“沦陷”时期的北大以及当时的一些思想教育状况，也谈到了当时北大的一些老先生参入“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情况（按，《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三期中有王向远先生的文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日本对中国沦陷区文坛的干预渗透》。其中提到钱稻孙———时为北京大学校长、后为文学院院长；沈启无———时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教授，可参阅）。对于自己当年的业师，邓先生言谈举止间，依然是浓郁的弟子之风。而对于周作人，邓先生显然是作为文化巨人来看待的，而不仅仅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师长。
在我看来，邓先生敏而多情思，对中国古代文人文章传统及笔法有很多而且很深的体会。就此而言，邓先生是现在濒临失传的一种文章传统的现代传人。不仅如此，邓先生还从文章中延伸出对于民俗、风物以及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研究与表达，从而使得自己的文章，真正达到了“文、史、哲”的合而为一，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中国风格的文人文章，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文章的一种理想境界吧。
不想邓先生以古稀之身遽然谢世，这不禁让我怅然不已。我曾经写过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算是对先生道德文章的一种缅怀。最近逛书店，看到先生的《增补燕京乡土记》（上、下册），料想这是邓先生生前完成的最后一本书了，虽为增补，但出于对哲人其萎后的追思，我当场就将这套书买了回来。
对于北京，每一个读书人都会有自己的一番感喟。上千年的人文汇萃积淀，给这座因此而古老的“城市”赋予了似乎永远也说不完的文化魅力。除此之外，北京作为一座城市，也充分体现出中国人———地道的中国人对于“城市”的理解和认识。这是一座高度人文化、中国化的城市———中国人聚住的方式。在这里，乡土中国与人文中国融会贯通，培育出近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故园文化渊源和文化传统追根溯源的情怀。正如邓先生在《自序》中所写的那样，“先父遭逢时艰，抚育子女，生活重担，十分困难。日常跟随外出，每至一地、每睹一物，即讲旧时，在此时所得者最多，前尘历历，是永远忘不掉的”（P2）。书中收录文章，据邓先生称多为一家报刊而写的专栏外稿，因此自谦道，这些文章虽然“充分抒发了对京华的眷念之情”，却在系统上有些“杂乱”。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文章正如邓先生的编选体例那样，已经分门别类为“岁时风物”、“胜迹风景”、“市尘风俗”、“饮食风尚”和“艺苑风烟”五编及增补部分。每篇文章虽长不过一两千字、甚至更短，但行文布局、言语走势、气韵风情，都是“老北京”的味道，或者说，都是“我们”能够认同、也愿意认同的老北京的味道。但文章之中全无“庙堂气”，多的是那种人文一体、和谐天然的景象与气息。
因为某种原因，这几年我每年都要去一两趟北京，对北京，也开始从想象意义上的“神往”，落实到现实层面上的亲近。譬如西山，譬如卧佛寺，譬如梁启超墓园，譬如樱桃沟……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几次，因此读到邓先生的《香山》、《玉泉山》、《樱桃沟》等文章，便觉得分外亲切，俨然与先生一起在同游胜迹。而对于老北京的“岁时风物”和“饮食风尚”等编中的“风物”与“饮食”，虽不曾领略，但让我尤为感动的，是文章所表现出来的人与物、人与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的那种水鱼交融的浑然关系，令人确实不能不生“故园”之思。
几番风雨，“故园”是否依旧？邓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北京已经融进了邓先生的生命之中，就像中华文化已经深深地融进邓先生的生命之中一样。我一直难以想象，几十年中，邓先生是怎样在十里洋场安置自己那颗“故园”情思之心的。或许《增补燕京乡土记》以及邓先生其他十几部同样主要以旧京风物为对象的著作，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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